2026年9月20日，郁建兴等著《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新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吉林大学教育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行政学院教授周光辉作为作者代表发言，以下为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感谢郁建兴教授的邀请。非常荣幸能够以作者的身份参加《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新书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刚才已经宣布首发式结束了，我套用建兴教授的一句话：这不是结束的开始，而是开始的结束。借这个机会，我想主要表达三层意思：第一，表达祝贺和感谢；第二，表达敬意；第三，表达期待。
首先，热烈祝贺《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公共管理学界的一件盛事，也是政治学学科的一件盛事。
同时，我也要感谢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学术界公认的权威出版社，由这样一家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出版社出版《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我相信一定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本书收录了我和学生王宏伟合作撰写的“对口支援”一词。“对口支援”这一概念还被收入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等主编的《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研究手册》，南京大学郭忠华教授主编的《中国标识性政治概念手册》（即将出版）。“对口支援”成为关键词与几年前我和王宏伟合作完成的《对口支援：大国治理的中国经验》一书有关。这本书2022年入选了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024年入选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英文）、入选丝路书香工程（哈萨克文）,2025年又入选韬奋基金会首届“韬奋好书”奖。
借《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出版的机会，我首先要表达对编写团队和商务印书馆的祝贺与感谢！
第二层意思，是表达敬意。
我与建兴教授相识多年，在学术研究和相关工作中也有不少接触。我一直很敬佩他的一点，就是能够长期围绕重要问题持续投入，并把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设想一步一步推进下来。我一直在思考：除了个人天赋之外，建兴教授身上究竟有哪些因素是可以学习的？我们常讲“见贤思齐”，那么，一个学者持续取得成果、不断把事情做成，其背后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昨天晚上，我和杨雪冬教授散步时还谈到这个问题。回去以后，我翻看《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一书，先看了前言，又看到后记的最后一段，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后记最后一段中提到，早在20年前，建兴教授就与江华合作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一种全球性视野》。看到这里，我明白了，他之所以能够不断把握重要议题，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具有一种战略性眼光。
我记得管理学家德鲁克讲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战略不是研究我们未来要做什么，而是研究我们今天做什么才有未来。”这句话我以前也很熟悉，但没有真正理解。当我看到建兴教授20年前的这篇文章以后，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悟。
20年前，建兴教授就预见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建构的问题，而且是在一种全球视野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谈“自主性”，往往容易只看到自身这一面，但他当时强调的是在全球视野下认识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所以我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战略型社会科学家。
我想，一个战略型社会科学家可能需要具备很多要素，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有三个要素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是情怀。在更深入了解浙大的历史以后，我发现浙江大学的许多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家国情怀。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国家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当然要有自身的专业逻辑，但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术，也必须回应时代和国家提出的问题。
第二是眼光。所谓眼光，就是能够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甚至在趋势尚未完全显现之前就预见它，并由此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学术研究不能脱离时代，真正重要的问题往往就蕴含在时代变迁之中。因此，学术研究要与时代同行。
第三是智慧。中国古话讲“仁、勇、智”：所谓“仁”，就是能够包容那些不能改变的人和事；所谓“勇”，就是勇于改变那些能够改变的人和事；所谓“智”，就是能够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一书的出版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提出这样一个学术计划并不容易，更难的是把它持续推进，并形成一项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成果。
我们常讲，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来看，所谓天时，是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社会科学提出了大量新的理论问题；所谓地利，是浙江长期以来具有非常丰富的地方治理创新实践，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经验基础；所谓人和，则是汇聚了一批长期关注中国治理实践的学者，形成了一个有活力的学术团队。
但是，仅仅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还不够，还需要有战略型学者的引领，才能把这些条件真正组织起来、统筹起来，才能把学术构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建兴教授最深的感受，就是他能够把各种有利条件盘活，并最终把事情做成。
我讲这些，其实也是想把这样一种体会带回去，与我们团队的年轻学者分享：要想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需要有情怀、有眼光，也需要有判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智慧。
最后，我想表达一点期待。
《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收录了我撰写的“对口支援”词条。为什么我会关注“对口支援”？这和我2016年的一次经历有关。
当时，我作为吉林大学对口支援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名成员到新疆工作一段时间。那是我第一次到新疆，真正体会到“不去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更加具体地思考一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如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指出“一个共和国，小则亡于外敌，大则毁于内弊”。对于一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面临很高的治理成本。因此，从新疆回来以后，我开始和学生思考，能不能把“对口支援”与“大国治理”联系起来。后来，我们完成了《对口支援：大国治理的中国经验》这本书。
我本人也长期研究社会正义问题。西方关于正义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关注分配正义和政府再分配问题。但中国实现社会正义，并不仅仅依靠再分配，还形成了“对口支援”这样一种很有特点的制度安排。
我曾经读到周雪光教授关于国家治理规模及其负荷成本的研究。他提出，治理规模越大，国家面临的治理负荷和治理成本也越高。对我来说，这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启发：规模本身可以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变量。从世界范围来看，在领土面积排名前列的大国中，大多数实行联邦制，而中国实行单一制。对于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国家规模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对口支援”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制度创新实践。
毛泽东同志当年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大国治理既需要中央层面的统筹，也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口支援，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的对口支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地区之间合作的中国经验。因此，我们研究“对口支援”，一直试图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种政策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
这也引出了我对《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未来研究的期待。可能我的理解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从目前收录的25个关键词来看，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描述性概念，即对中国治理实践进行概括、描述和学术阐释。这样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把实践语言、政策语言转化为学术语言，使中国经验成为可以被讨论、被研究的知识对象。
但是，如果中国公共管理的关键词还要进一步走向世界、真正进入国际学术对话，仅仅停留在描述性概念上还不够。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从描述性概念进一步上升为分析性概念。
比如，我们在写完“对口支援”以后，就进一步考虑能不能把“规模治理”、把“国家规模”作为一个解释变量，使它成为可以进行比较分析的概念。只有进入比较，这些概念才可能真正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视野。
大国与小国当然不同，但不同规模的国家都需要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在既定国家规模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中国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学，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从对经验现象的描述到国际比较研究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
但做到这一步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走向规范性概念。只有进入规范性概念，知识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更广泛的普遍意义。比如，我们讲什么是良好的治理、什么是“善治”。过去，“善治”这样一些概念主要来自西方理论。那么，我们能不能基于中国经验，同时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善治理论上实现新的突破？能不能对“善治”这样的概念作出中国的理论贡献，进而形成新的规范性概念？这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在国家理论、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上有所创新。
实际上，实践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们讲，到2049年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强国，也应当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背后必须有成熟的理论，特别是成熟的规范性理论。只有走到这一步，我们才可能在构建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和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因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也需要伟大的理论。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