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9日上午，“数字化改革与新型现代国家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承办，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就数字化改革与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极富洞见的思想碰撞与学术对话。
在会议致辞中，《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主编俞伯灵认为，从人类发展历看，数字化改革将会对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需要学界对其进行深入讨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认为，新型现代国家建设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政治课题和理论课题，是政治学研究正在面临的有重大意义的范式转型，数字化改革与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碰撞和结合，为思想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是“新型现代国家”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他认为，从新型现代国家构建和新型民主建设的关系看，中国政府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实现了与基层社情民意的良好对接和全要素的把握，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代理人风险，为新型现代国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有些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成为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标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建构数字文明，来帮助建设新型现代国家。我们不应单纯地将数字技术视作提升效率的工具，还应赋予其增益社会文明的价值功能。必须由公共组织——也就是现代国家，来建构新的法律程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共数据条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规范了数字信息利用的目的、范围和标准，在赋能社会、防止滥用或误用数字技术方面取得了有积极意义的进展，为数字化改革的深化和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推进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提出，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数字化改革是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机会，中国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数字化时代，公民个人意识的增长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需要运用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平衡大一统、国家能力和公民权利发展。我们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要发展出现代化的新类型、亚类型，来丰富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丰富人类的现代化经验。浙江的数字化改革经验及其对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深远影响值得学界深入总结和思考。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肖滨教授分享了对浙江“数智人大”的看法。浙江通过数字化改革，对人大代表联络站进行迭代升级，从物理实体走向数字网络空间，是非常成功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样本。数字化改革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多层级的操作平台，在数字化场景中，每个组织都能够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去收集、整理、反馈民意，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有效运转。数字化改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思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将数字化看作一种新技术革命，它的使用提升了人处理人类自身以及人类和自然关系的能力。他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数字文明观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公共生活秩序，明确数字化改革的价值导向，使其既有助于提升治理效能，也能够惠及公众，并要将数字化纳入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全链条、全环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续添教授从长历史视角，用政府形态和条块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来解释数字化改革对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作用。王续添教授也提出，我们需要思考数字技术和政府形态、条块关系之间产生联系，会产生怎样的意义、需要进行怎样的转化，从而从政府形态重新型塑的路径为新型现代国家建设开辟通道。
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张凤阳教授探讨了数字化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数字化逻辑就是抽象还原、定量计算、精确预测和有效控制。数字技术的出现，可能为政府公共服务带来本体性的和结构性的变化。他提出，在数字技术应用时，要避免处处留痕的“表僚主义”，使数字技术更好地为政府履职服务。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余逊达教授深入分析了数字化改革与监督平台的重构问题。数字技术已使国家体制中的监督制度改革、媒体监督职能改革、村民自治中的监督制度改革以及数字化监督制度改革成果的制度化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解决了很多原有监督制度当中存在许多难以消解的问题。但如何把各类监督对象都转化成数字监督对象仍是难题，如何对权力机关优化数字监督是另一个难题。所以线上线下统筹是未来监督制度改革深化的关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数字化改革仍然是一个充满想象的领域，是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领域，是中国在政治文明建设上能够逐渐走到世界前列的重要推动力，值得进行持续性的深入研究。
撰文：黄斐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