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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工作坊”在吉林大学举行
mijy 发表于: 2015-02-25 15:49  点击:910

    “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工作坊”在吉林大学举行

    2014年8月2日至3日,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工作坊,在吉林大学数学楼多功能报告厅举行。来自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张贤明教授主持了本次工作坊的开幕式。

    吉林大学社科处张晓萌副处长首先致辞,向与会代表简要介绍了行政学院的办学历史、办院宗旨及学科特色,肯定了行政学院在推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上做出的积极贡献,并预祝本次工作坊取得圆满成功。 

    接着,吉林大学社会公正与政府治理中心主任周光辉教授和台湾大学洪永泰教授分别致欢迎辞。周光辉教授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与研究体会,指出21世纪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核心目标与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问题、讲中国故事,而且描述现象与研究方法的运用密不可分。在2014年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的日程安排中举办中国国家治理研究工作坊,一个主要目的是向大家展示如何用相关研究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如何将研究方法的学习与中国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台湾大学洪永泰教授结合自己的讲学经历指出,最近几年来大陆高校的方法班和研讨会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有很大提升。在学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大陆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都在培育与发展自身的特色或比较优势。洪永泰教授对大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方法、学习研究方法表示欣慰。   
 

    开幕式结束后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主持本次工作坊的第一场讨论,主题是“治理的制度创新与绩效评估”,共有4位学者做主题发言。

    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做了题为“国家治理的公民之维:治理能力与治理绩效评价 ——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的主题发言。为了探讨当下国内民众对国家治理的评估状况,肖唐镖教授利用2002年与2011年亚洲风向标跨国调查计划有关中国大陆方面的数据,将民众对国家治理的评估从对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对治理绩效的评价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公民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民众对国家的“切割性评价”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民众对国家治理绩效的评价普遍较高,从经验层面上看我国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危机并未显现。

    南开大学马得勇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制度创新如何生成和演进——对乡镇直选试验的进化论分析”。马得勇教授认为,乡镇公推直选制度创新试验是一种外生力量驱动的政治性制度变迁。在乡镇财政困难、腐败蔓延、治理水平低下的环境压力下,作为主要行为者的极少数县市地方政治精英产生了观念的突变,并进而促成了制度创新的发生。随后,制度创新的扩散、延续和消亡的过程则是在结构自身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农业税取消),地方政治精英、中央以及由学者和媒体构成的公共舆论为主要行为者之间互动的结果,其中强势的行为者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广东财经大学李晓燕副教授做了题为“发达地区农村社会治理改革探究 ——基于南海‘政经分离’的实践”的主题发言。李晓燕教授指出,在农村“政经分离”改革这一命题面前,一直敢为人先的南海再次扮演探路先锋的角色,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学界均对以“政经分离”为切入点破解农村(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社会治理诸多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文章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南海“政经分离”改革效果和其背后的理论逻辑,指出了南海“政经分离”的成功经验。

    天津师范大学韩志明副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信息支付与制度门槛——‘闹大’现象的信息过程分析”。韩志明教授认为,各种形式的“闹大”是促使党和政府采取行动的信息机制,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在研究“闹大”过程中,首先要分析“闹大”所包含的问题信息的生产、加工和再生产及其传播和扩散的过程,探讨信息支付场域中相关行动者的策略、激励及其效率问题;其次,要从信息支付与制度门槛两个维度入手分析问题解决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多个方面揭示形成“闹大”现象的信息机理。为了更好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高制度运作的效率,必须降低信息支付的制度门槛,提高制度的开放度和敏感性,尤其是要注意维持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8月2日下午进行本次工作坊的第二场会议,第二场的议题为“治理的实践与检验”,由杜克大学牛铭实教授主持,共有5名学者做主题发言。

    上海交通大学彭勃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公共政策失败问题研究——基于利益平衡和政策支持度的分析”。彭勃教授指出,近年来由政策失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和舆论压力构成了合法性挑战,当代中国存在三种政策失败类型:动力不足型政策失败、低支持度型政策失败和内外失据型政策失败,并通过案例研究讨论了三种类型政策失败的机理和影响,认为政策失败既可能引发民间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也是推动政策学习和政策变迁的“机会之窗”。如果针对政策失败的处置得当,由失败引起的政治问题有可能重新转回到政策层面。

    香港城市大学孙晨光博士做了题为“以参与促进自治:低碳城市建设中的社区环境‘参与式治理’前景 ——基于青岛市城阳区的实证研究”的主题发言。孙晨光博士认为,社区环境治理的基础在于社区组织、市民精神与市政建设的相得益彰,“低碳城市”作为阶段性的目标达成,理应展现出节能减排功效与地方自治活力的相统一。青岛市城阳区的低碳化转型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仍存在依赖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积极性不足、社会资本薄弱、社区组织缺位等弊端。针对这些问题,孙晨光博士主要从培育社会的低碳文化、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完善社区激励制度、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审视消费主义的隐忧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现状的政策建议。

    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汤金旭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为“In the Shadow of Political Selection: Electoral Spending Cycles under One-Party Rule”。汤金旭认为,中国官员在晋升上的压力会促使他们周期性地控制财政预算分配。汤金旭调查了中国存在的选举支出周期,并发现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措施与全国党代会这样的政治会议并不一样。一方面,地方官员会在选举前着重扩大在社会福利、农业以及行政事务上的支出使社会冲突降到最小。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不会增加在教育及固定资产上的政府投入,除非他们被选上了相关的职位。因为这些公共支出存在着滞后效应,选举之前或选举中就将公共预算分配到这些公共支出上是不明智的。

    中山大学的王清副教授做了题为“政府部门博弈的类型建构:以药品监督执法为例”的主题发言。基于碎片性、庇护性和监管性三个要素,王清教授将政府部门博弈分为四种类型:强正式博弈、弱正式博弈、非正式社会关系博弈和退出博弈。在强碎片性、强监管性的条件下,政府部门选择强正式博弈,推动有效治理;在强碎片性、弱监管性的条件下,政府部门选择弱正式博弈,带来无效治理;在强碎片性,强庇护性的条件下,政府部门选择非正式社会关系博弈,短期内实现有效治理,长期内可能带来治理危机;而在强碎片性、弱庇护性的条件下,政府部门只能退出博弈。四种类型的治理效果不同,由此造成政府有效治理和无效治理长期共存的局面。

    吉林大学于君博副教授向会议提交的报告为“中国的社会公平正义状况(2002-2010)”。于老师开发、设计了“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并把数据搜集、分析的视角延伸到中国地市级层面。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2002-2010年间,我国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内在结构失衡凸显,并且愈演愈烈。于君博教授认为,我国此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对策是由一种“结果公平”优先的观念所主导的,决策者要注重均衡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领域问题的成因——一方面是在“结果公平”方向过度投放资源所导致的边际回报递减,另一方面则是缺乏规则与程序约束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中央资源输送使用能力与效果的差异。而应对这些问题的首要原则,就是提升“程序正义”和“机会公平”在公共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权重。

    8月3日上午进行本次工作坊的第三场会议,第三场的议题为“选举制度与治理”,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殷冬水副教授主持,共有5名学者做主题发言。

    洪永泰教授做了题为“空中或地面——台湾选举的稳定性分析”的主题发言。洪教授首先描述了1945年到2012年的投票记录,并介绍了莺歌镇和台北市天玉里这两个典型的乡镇、村里的投票情况与全台湾选情的相似性。洪永泰教授认为,台湾选举的稳定性主要源自于选票的两大稳定来源——空中吸票与地面经营。与空中吸票相关的主要有意识形态、竞选者的政策理念、候选人的形象、媒体宣传等等。与地面经营相关的主要有社会网络、人际关系、地方派系、政治家族、贿选等等。洪教授指出,空中吸票可以通过民意调查侦测,而地面得票则很难通过一般的民意调查侦测,因为选票具有地盘集中性,而民意调查则具有分散性、随机性。一项选举的票源是空中或地面,或是空中与地面的组合,需要事前做些研究来分辨,常常会根据选举层次、地区、具体候选人的不同而有相应变化。

    台湾中正大学崔晓倩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Glory in Defectio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for Maverick Candidacy and Pre- Election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崔教授指出,在民主国家里,我们经常能看到等级有序的政党在大选来临之前因为党内斗争或叛党行为而濒临瓦解。这是因为在党内提名过程中没有成功的野心家有动机去扮演独立的“异见候选人”并和获得党内提名的候选人竞选。为了检验是什么促使这些异见者作为所在政党的反对者参与竞选。崔晓倩教授假定政党和意见者都是理性的决策者,他们都期望最小化竞选成本同时最大化选举收益。当竞选成本超出预期收益时,异见者不会参加竞选。应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崔教授的研究确定了同时适用于政党与异见候选人的基于子赛局完美均衡的最佳行为选择。结果反映政党总是不能够阻止异见者竞选。崔晓倩教授指出,政党会发现阻止异见者竞选的成本总是高于简单地忍受他们并与他们竞选。而失败的野心家总会参与竞选,因为他们会将政党任何使用威慑战略的威胁视为没有信用的诈骗。

    中国政法大学钟桂荔博士做了题为“关于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视角”的主题发言。钟桂荔博士认为,有必要分类研究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她将这些影响因素区分为不满意因素和满意因素,即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钟桂荔博士指出,考核监督期待、出路待遇期待和专业对口期待这三个保健因素如未满足,将会降低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成就、才能发挥及认可等激励因素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有着积极的影响。其次,就“双因素”对大学生村官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性及其资政作用来说,大多数因素的作用大小存在显著差异,其作用从大到小依次是考核监督期待因子、才能发挥及认可因子、工作成就因子;出路待遇期待因子和专业对口期待因子的作用大小是一致的且小于其他因子。

    台湾政治大学陈陆辉教授向会议提交的报告为“台湾的大学生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看法”。陈教授运用定群追踪数据,以网络民调方式访问台湾大三的学生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看法,认为台湾大学生对于服贸协议的态度,受到其政党倾向、统独立场以及台湾人认同的影响。此外,台湾的大学生对于台湾的愤怒与对中国大陆的愤怒,让他们反对两岸服贸条例,不过,当他们对中国大陆抱持希望时,仍然支持两岸服贸条例。因此,中国大陆的崛起及繁荣与发展,既让台湾的大学生对于现况感到愤怒,却也对中国大陆充满憧憬。

    本次工作坊最后一个主题发言人是来自杜克大学的牛铭实教授,他向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是“秘密投票背后的政治”。牛教授认为,秘密投票是一种手段和权利,它让投票者能自由地表达意愿,不受金钱暴力的威胁利诱,它是保障民主制度运作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为了系统地了解“秘密投票”背后的政治博弈,牛铭实教授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发掘那些使用过秘密投票的地区,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去推论为什么当权派无法继续用金钱暴力来操纵选举。在报告中,牛铭实教授也特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于1930、40年代,在苏区、边区、解放区推行的“豆选”,一种让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行使秘密投票权的办法。最后,牛铭实教授指出,要改善地方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苏区时期、延安时期推广普及豆选的精神,采用秘密投票的方法,推进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

   

   

(行政学院:张潇翔)

201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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